西安侦探

　　文/陈守凤姜林林

　　1958年秋天，在位于长沙北郊的陆军第163医院附近，当地群众时常看见一位身穿病号服的老人在清晨拎着粪筐，四处收集牛马粪，然后送给附近的生产队。一些好奇的群众上前询问老人姓名，然而老人只是淡淡地回答：“我是一个当兵的。”当地群众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人竟然是时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共和国开国中将何德全。

　　“老战友”彭德怀亲自批准他参加红军

　　何德全于1897年9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干杉乡贤塘尾村一户极度贫苦的农民家庭。他3岁丧母，4岁跟着姐姐乞讨，10岁靠全家省吃俭用勉强上了学。13岁那年，何德全的父亲因生重病无钱医治去世。他不得不舍弃学业，开始挣钱养家。此后的两年，他当过杂役，做过小工，受尽了各种剥削和欺压。

　　为了能够活下去，何德全从15岁时开始到湘军鲁涤平部当兵。旧军队等级森严，官兵极不平等，没有丝毫温暖可言。实在找不到其他出路，何德全只得忍气吞声，在湘军中一连干了十余年。1922年入湖南讲武堂学习，北伐战争时在国民革命军第2军任连长。

　　1927年秋，何德全随部队在武昌蛇山整训。一天深夜，何德全接到营长命令，要他带一个排到旅馆抓捕共产党人。其时，革命形势轰轰烈烈，何德全深受影响。他从内心深处十分赞同这些革命主张，抓捕共产党的命令让他极不情愿。为此，他想了一个折中办法。把人带到旅馆门口之后，他故意扯开嗓门，大喊“立正”“报数”等口令，并大张旗鼓地布置警戒以拖延时间。等到他们进入旅馆后，自然没有抓到什么共产党，也没有查到什么线索。不久，何德全就因“共党嫌疑”被撤了职，后来又被裁减回乡。

　　1929年，共产党在湘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消息传到长沙，何德全欣喜万分。他借了两块光洋做路费，启程去平江、浏阳一带投奔红军，谁知刚走到半路，就被国民党靖卫团逮捕，险被杀头。幸亏何德全与团长相识，才被放回。这个团长邀请他留下做事。但何德全早就对国民党的那一套深恶痛绝，借口家中有事离开了。不久，这个团被红军击溃，许多散兵游勇带着枪四处作乱，危害百姓。何德全就在家乡假借“长沙卫戍司令部收枪委员”的名义，收缴了14支七九式步枪，准备用来投奔红军。

　　由于连年天灾人祸，何德全的家乡闹了粮荒，饿殍随处可见。一些为富不仁的地主却囤积居奇，趁机大发不义之财。何德全就以红军名义张贴标语，要求地主平价卖粮。这些地主迫于红军的声威，不得不做出让步。何德全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饥荒。

　　◆何德全1914年加入湘军，与彭德怀分在同一个班（长沙晚报手绘作品）。

　　1930年7月，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攻克了长沙城。何德全听说后欣喜万分，他感到自己参加红军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因为当年在湘军时，何德全曾和彭德怀在同一个班中待过整整三年，两人相互知根知底、情谊颇深。彭德怀还在何德全家里住过十余天。于是，何德全就给“老战友”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郑重提出了参加红军的请求。彭德怀收到信后不久就在长沙城里接见了何德全。

　　经彭德怀的介绍，何德全被任命为红3军团第3师特务营排长。当上红军以后，他专门跑回家中，拿出藏好的14支步枪交给部队。彭德怀为此特批了一张条子，让他到军团经理部领取100块光洋作为奖金。但他坚决不接受。参加红军的当天，何德全即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没收的耕牛不准杀吃

　　参加红军后，何德全表现突出，很快就被提升为红3军团第3师特务营3连连长。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再次发起攻打长沙的战役。为了摸清长沙城内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彭德怀亲自指示何德全，要他利用是长沙人、又在国民党军当过下级军官的优势进城打探情况。于是，何德全挑着一担小菜，扮成菜农，从潮宗门混进长沙城内。进城之后，一队国民党巡逻兵为了抢夺他的菜，诬称他是共产党的探子，将他抓回营部。谁知何德全正好与该营营长熟识，从跟这个营长的攀谈中，何德全又得知了其他几位在长沙城中驻防的老同事的情况。之后，这位营长还给他开了路条。何德全拿着路条，又找到这些同事，探听了长沙城防的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总攻发起后，何德全带领全连随主力冒着密集的炮火，前仆后继地向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但由于长沙城工事坚固，红军接连两次攻击均未奏效，只得撤围。

　　之后，何德全随红3军团相继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时时处处以情带兵，把战士当兄弟看待，赢得了战士们的由衷爱戴。行军时，他不顾疲惫常常往返三四公里去找掉队的战士。一到宿营地，他就忙活着安排炊事班做好饭菜，督促战士们用热水洗脚洗澡，找医生给士兵看病。宿营时，他总是先把房子让给战士们居住，自己则时常带着连部露宿在外。

　　由于红军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加之几乎天天都要行军、战斗，许多战士身体日渐消瘦。一天，红3军团第3师派第9团团长何光复去何德全所在的连队检查工作。何团长看到战士们一个个面有菜色的样子，就批评身为连长的何德全不关心战士，并要求连队马上杀一头牛改善生活。谁知何德全却当场表示反对，说何光复刚来连队不了解情况，军团政治部早有明文规定，没收的耕牛不准杀吃，必须送交当地苏维埃政府。何光复见说服不了何德全，就让连队召开支委会，在会上批评何德全执行上级命令过于机械。谁知何德全还是不同意何光复的看法。何德全一气之下拍了桌子，说：“这是党的政策问题！”由于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最后只好请师政治委员黄克诚来解决。黄克诚了解了情况后，首先肯定了何德全执行党的政策的做法，同时也批评了他态度不好，尤其是拍桌子的行为是不对的。对于黄克诚的话，何德全心服口服，当即检讨了自己性格粗暴、态度生硬的缺点，还对当着战士的面顶撞领导的行为进行了认真反省。

　　1932年7月，上级要何德全担任第3师10团团长。但他担心自己指挥不好，会使部队受损失，就专门向军团领导请辞。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为此专门找他谈话，告诉他“只有学而知之，没有先而知之。命令不能改变，必须到职！”何德全只得服从组织安排，表示坚决把部队带好。就任团长的当晚，师部就命令第10团作为师的前卫，次日5时出发，开赴赣粤边作战。第二天清晨，何德全带着部队刚出发半个多小时，便与国民党军遭遇。他立即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阻敌，经过近30分钟的激战，将国民党军5个营及1个旅部的大部歼灭。等到师后续部队赶到时，战斗已胜利结束，何德全受到师领导的表彰。

　　1934年8月，何德全改任第5师15团参谋长。此时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最为关键的时期。第15团奉命在高虎垴防御国民党军主力的进攻。国民党军动用飞机大炮朝红军阵地连续轰击，步兵整连整营地发起冲锋。红军指战员经过血战，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战至次日，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毁，机枪子弹全部打光。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决定撤离高虎垴阵地，要求何德全带一个营坚守阵地，掩护师主力转移。此时的何德全患疟疾尚未康复，但他丝毫没有顾及个人安危，带着这个营迅即到达指定位置，占领有利地形，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国民党军的集团冲锋。战斗间隙，何德全抓紧时间鼓励大家用鲜血和生命坚守阵地，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红军指战员们个个情绪高昂，顽强战斗，终于出色完成了掩护任务。战后，中革军委授予他“英勇指挥”红旗奖状和二等红星奖章。

　　一定要跟上大部队

　　高虎垴战斗刚结束，何德全被送进后方医院治病。但是不久军团就发来指示：凡属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立即出院归队。何德全立即抱病赶回部队。10月中旬，何德全随红3军团离开江西于都河畔，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

　　走到湘桂边境千家市时，何德全疟疾还未痊愈，师部命令他率领第3营和团部侦察排担任警戒，掩护红5军团前进。行进途中，部队突然遭到国民党军截击，前后失去联络，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这时，第3营营长突然叛变，师部派来的通信排长也被捉走，部队情况异常危险。关键时刻，何德全想尽一切办法把部队组织起来，带领大家与数倍敌人一直战斗到黄昏时分。红军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地图。入夜过后，何德全指挥部队瞄着一个方向拼死突围，终于脱离了险境，而后又经过七天七夜的行军作战，最终将这支队伍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为此，他受到了军团领导的嘉奖。

　　持续的长途行军和作战，使得何德全的身体越来越差。刚刚克服疟疾，他的腰痛病又日益严重起来。军团领导见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团里工作，便将他调到军团司令部侦察科，让他一边休养，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渡过金沙江以后，何德全的腰痛日益严重，有时连走路都异常艰难。虽然他努力跟紧部队，但掉队还是越来越远。部队进入西康休整时，足足过了三天他才赶上大部队。侦察科长见他身体虚弱，打算让他留在懋功做地方工作。但何德全心想一旦留在当地估计就再难回到红军，因此坚决要求随队行军，并说“留我在这里工作等于要我的命”。侦察科科长见他态度十分坚决，只得同意他随队。之后，何德全拖着病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翻过了夹金山，并最终在黑水芦花地区赶上了红3军团大部队。在这里，经过40多天的休整和医治，何德全的病情终于好转。之后，他随部队一起穿过了茫茫草地，并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抵达陕北，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国民党军3个骑兵团就追了上来。此时，何德全已调任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10大队参谋长。他全力协助大队长黄珍指挥部队向国民党军骑兵团发起反击。战斗中，黄珍壮烈牺牲。何德全接替指挥部队奋勇冲杀，将国民党军击溃。战后，何德全受到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口头嘉奖，并获一面优胜奖旗。之后，何德全又相继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战役，而后被调往红1军团随营学校工作。虽然随营学校的条件很简陋，但他很喜欢这一工作，认为既可以完成任务，又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劳动模范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红1军团随营学校和红15军团教导营合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大队，何德全任大队长，随第115师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过后，他率领教导大队的1000多名师生赶赴冉庄一带打扫战场，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把日军留下的炮弹全部搬运完毕，大大补充了八路军炮兵部队的弹药储备。

　　第115师主力南下后，何德全奉命率领教导大队随师政治部在灵寿、平山一带做群众工作。一天，八路军紧急得知日军即将对师政治部所在的马家大山地区展开围攻。罗荣桓紧急召见何德全，命令他带教导大队迅速破坏通往马家大山的两座石桥。此时已是隆冬时节，何德全率领师生到达桥上时，发现桥面已冻得坚如钢铁。大家把十字镐都挖断了，还是挖不动。后来大家开动脑筋，找来干柴一边烧、一边挖，终于在凌晨4时将桥挖断。之后，何德全又命令教导大队师生利用附近草丛设伏。上午10时许，日军一支由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开来。由于石桥已断，日军车队堵在桥边，一时进退不得。教导大队师生们迅速开火，当场击毁日军军车3辆，击毙日军5名，并缴获了一批弹药物资。

　　1939年3月，何德全率领师教导大队随第115师师部挺进到山东郓城地区。当时，盘踞在鲁西地区的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横征暴敛，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其中郓城西北的樊坝驻有伪军一个团。为了打开当地抗日局面，八路军决定首先拔掉樊坝这颗钉子。3月4日，何德全协助杨勇率部队向樊坝伪军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将该伪军团全歼，活捉了伪团长刘玉胜以下570余人，并重创了前来支援的日军。

　　1939年7月，何德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115师独立旅参谋长，协助旅长兼政委杨勇指挥部队。8月初，日军第32师团1个大队及伪军一部共400余人，由汶上向梁山进犯，遭八路军打击后退守梁山西南的独山庄。8月2日夜，杨勇、何德全命令独立旅第1团3营会同师直属队向独山庄发起猛攻，激战至3日拂晓，歼日军少佐大队长田敏江以下日伪军300余人。恼羞成怒的日军从济南等地调集5000余重兵、30余辆坦克、100余辆汽车，对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何德全协助杨勇指挥独立旅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与日伪军周旋，选择有利地形袭扰日军，挫败了日军的“扫荡”行动。

　　1940年3月21日，八路军恢复第115师第343旅番号，何德全任参谋长。盘踞朱庄的“红枪会”经常干扰、破坏抗日行动，杀害抗日军民。何德全带一名警卫员化装成采买，潜入朱庄镇内，摸清了红枪会的兵力部署和装备情况。而后，他率第4团2营强攻朱庄，平毁了围寨，并召开群众大会，用事实揭露“红枪会”头目勾结日伪的罪行，逐步将朱庄发展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何德全奉命调往延安。上级拟任命他为作战室主任。此时的何德全已经44岁。他感到自己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记性差，担心难以胜任，就找到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汇报自己的想法。后来他被改任为八路军第18兵站部部长。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何德全带领兵站部130多名干部、战士自己动手收集废钢铁，打制农具。他还特地为自己打了一把四斤半重的大锄头。每天天没亮，他便冒着刺骨寒风，扛着锄头，带领全站干部战士前往延安郊外七里铺开荒生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兵站部共开荒900多亩，仅1942年秋就收获了小米78石、苞谷30多石、土豆4000公斤。他亲手种出的一个24公斤重的南瓜，一根2尺多长的豆角和一片9钱重的大烟叶，还被送到边区政府进行展览。

　　每到夜间，何德全就和妻子余伟一道把四处收来的破旧衣服做成布鞋。何德全负责纳鞋底，妻子负责搓麻绳、做鞋面，两人常常忙活到深夜。做出来的布鞋就拿到延安集市上出售，卖布鞋的钱除留下零头用于购买做布鞋的辅料外，其余全部交公。当时的延安还一度流传着“何部长卖布鞋”的故事。1943年冬，在大生产总结大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第18兵站部生产竞赛红旗。何德全本人还获得了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建立革命家务”奖状和边区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称号。

　　千方百计培养人才的军校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抢夺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何德全主动向组织请求到前方去。1945年9月，何德全奉命进入东北地区，年底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东满护路军司令部司令员。为了完成守卫铁路线的任务，何德全抓紧时间接收当地武装，很快就将梅河口、清源、通化、东丰、磐石等地的地方武装收编成五个大队。接着通过短期整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为保存兵力，大踏步向松花江以北撤退。何德全赶到位于江南的吉林火车站察看情况，发现有9列满载物资的列车尚未过江，而工兵却已在准备炸桥。他立即制止了炸桥行动，并派部队看守列车和大桥，而后组织车站工人抢时间将这些列车开到江北，避免了大批物资损失。

　　1947年过后，由于身体原因，何德全调任松江干部学校校长。此时学校刚刚组建，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为了解决办校经费，何德全派出人员到通河上游放木排，到南满地区经商做生意。为了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他又派人去通河周围山区打狍子。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松江干部学校初步具备了办学条件，后来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之后，松江干部学校编为东北军政大学第1团，何德全任团长。1949年7月，东北军政大学奉命南下，何德全率第1团移驻长沙。

　　1949年8月，华中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成立，何德全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这时，湖南各地相继解放，干部十分缺乏。何德全和学校党委及时研究，决定立即在醴陵、湘潭、益阳、岳阳、常德、株洲、长沙等地设点招生，不到20天就录取了6300多人。此外，学校还承担了整训3300多名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官兵的任务。办学过程中，何德全严格落实政策，狠抓学校管理教育，经常深入学员队检查指导，使整训工作顺利进行。经过半年多的教育训练，学员的军政素质均有很大提高。毕业后，近万名学员陆续分配到前线部队或转入地方工作，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1950年8月，学校改称中南军政大学第3分校，何德全被任命为分校校长兼党委书记。

　　参加工作和回到农村种田只是分工不同

　　1951年4月，何德全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主要分管后勤工作。“三反”运动期间，何德全旧病复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一边住院治病，一边深刻反省自己。由于他长期患有关节炎，后勤部门的同志曾给他做过一套羊皮短衣及一件皮大衣。对于这件事，他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这是“封建残余思想在作怪”。病情稍好，他就请求提前出院，参加“三反”运动，接受教育，并亲自去公安部队第9师领导“三反”运动。

　　1955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何德全为湖南军区副司令员。8月，湖南军区改为湖南省军区，何德全仍任副司令员。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何德全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何德全夫妇。

　　何德全到湖南省军区任职不久，全军开始开展“肃反”运动。他对运动中出现的斗争面过宽现象持不同意见，主张对存在一般性问题的干部，要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要一棍子打死。军区“肃反”办公室拟将后勤部一名对党的政策表现出不满的助理员作开除党籍和转业处理。何德全调查后认为该同志的情况应定性为思想问题，这个处理办法太重，建议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并派人找他严肃地谈一次话。经认真讨论，大家同意了何德全的意见。

　　何德全出身贫苦农家，一辈子保持着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好作风好习惯。何德全拾粪送交生产队的事情被第163医院知晓后，新闻干事找到他，请求对他进行采访，被他再三拒绝。他说：“你应该明白呀！解放军为人民谋利益，艰苦奋斗几十年，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帮人民群众办点事，这是本分，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也应该是这样。还值得张扬一番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生活中，何德全从不乱花一分钱，身上的衣服打了十几个补丁仍舍不得换，节约下来的工资津贴，要么用来给家乡买粮种、化肥、农药，要么用来支援农民子弟和烈士孤儿读书。他资助的11个孩子有的上了大学，有的上了技术专科学校，都成为了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何德全常常说，自己劳动惯了，一天不劳动就过不得。他自己下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仅1961年一年就收获了干麦子130斤、豆子60多斤、高粱120斤、南瓜1200多斤。《长沙晚报》的记者得知这些情况后，还对他进行了专访，对他的勤俭清廉给予了高度评价。

　　何德全经常对身边的人说：“过去我这个百姓为了天下百姓得解放而打仗，现在胜利了，我还是一个百姓。”他战功赫赫，身居高位，但居功不傲，生活上始终勤俭清廉，被人们誉为“百姓将军”。

　　何德全不仅时时处处从严要求自己，也从不利用职权给子女谋求任何便利。从东北转移到长沙时，分别近20年的唯一亲生儿子何罗生请他帮忙在城里安排一份工作。当时长沙刚刚解放，各条战线都需要人才，给儿子安排工作并不难。但何德全坚持认为决不能利用职权为家人谋私利。于是他耐心地教育儿子安心农村。何德全的孙子何树根当兵期间，曾多次写信要他找老战友、老部下帮助解决提干问题。何德全却告诉孙子：“路要自己走，提干自己努力创造条件，凭关系解决提干的事我们不能做。”何树根复员时，请他出面在城里安排工作。何德全说什么都不答应，教育何树根要服从组织分配，并说：“参加工作和回到农村种田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在革命战争年代，何德全曾落下疟疾、腰痛、关节炎等多种病症，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1982年2月，无情的病魔再次迫使他住进第163医院。医护人员采取多种治疗措施，但他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后来转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仍然时好时坏。1983年3月20日，担任政协湖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的何德全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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